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留学史

    一

 

    胡适（1891—1962）于1912年发表《非留学篇》，指出了当时中国出洋留学的四大弊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至于“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原因，对于面对“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胡适一代青年人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清末民初出国留学的仁人志士大都选择军备、西政、西艺、西学等实科来救亡图存。但今天看来，留学是永远也不会终止的，特别是在世界已经逐渐成为一体的当代，各种文化间的同步性和相互依赖愈来愈强烈。生活在全球化今天的人们，更不会停止跟其他民族的交流和互动，因为每种文明体系的进步总离不开与异质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1917—）甚至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留学自始至终承担着促进各国、各地区的沟通与共同进步的使命，是人类文明传播的重要依托。它通过教育帮助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群实现了相互沟通。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留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国外的各种奖学金和基金。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金的不断增加，由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支持的奖学金生的比重不断上升。今天不只是中国莘莘学子负笈国外，也有大量由中国政府支持的海外学生到中国来留学，逐渐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互动。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康有为（1858—1927）逃离祖国之时，他已经认识到了在国内遍寻、苦读关切中国社会时弊的西学新书，远不如自己亲自到欧洲考察来得便捷。于是他后来提出了“当读中国书，游外国地”的主张，认为：“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至为人所恐吓，而自退处于野蛮也。”跟这种考察相比，留学的方式尽管耗用的时间较长，但更能彻底地达到康有为的目的，亦即将游历见闻与本土文化参照，进而考察历史与当下的得失。在地域上，留学需要负笈他国，在方式上，也需要进入学校教育或研究机构，并以学习研究为主要的目的。

 

    20世纪30年代，著名中外交通史家张星烺（1889—1951）先生认为，自明代中西交通以来，欧化东传之媒介，大致可分三种：一是由欧洲商贾、游客、专使及军队之东来，二是由宗教家即传教士之东来，三是由中国留学生之传来。留学生这个群体，在中国新文化的建构中，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们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正是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留学运动，使得中国文化在近代改变了发展方向。而舒新城（1893—1960）也认为：“无留学生，中国的新教育与新文化决不至有今日，……现在教育上的学制课程，商业上之银行公司，工业上之机械制造，无一不是从欧美日模仿而来，更无一不是假留学生以直接间接传来。”在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中，留学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从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士，承担了传播新文化的媒介作用，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先锋。甚至毛泽东（1893—1976）也指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直接接触异质文化使得他们获得了现代意识，并且成为了西方文明的载体，促进带动了整个知识阶层的转型。他们的存在使中国真正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引进了近代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化教育的师资，加速了中国教育从私塾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从革命思潮的传播，到社会自然科学的引进，乃至语言文字的改革，都涵盖其中。英格尔斯（AlexInkeles，1920—）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赖以进行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并且个人现代化还构成了现代化的目标：现代化追求经济发展，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因此个人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最有价值的目标。实际上，留学生已经成为了影响近代中国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发展轨迹，反映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逐步深入。

 

    作为一种跨文化的实践活动，留学是与异域的相遇，是一种他者的眼光与陌生现实的相遇。留学行为导致异质文化之间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交流碰撞，有时甚至会产生极端的社会变迁。留学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超越了本土的视野，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世界。其次，对于留学生来讲，同样的学科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他们有着跟本土的学生完全不同的思想脉络。留学又是一种时空过程。在留学过程中，时间的维度常常会让留学生进入未来的场景，使得留学生所在国的传统时间与所到之处的当下时间及其所预感到的未来交织在一起。而空间的转移不但有地理形态的骤变，更有人文环境的巨大差异。实际上，从一种空间向另外一种空间的延伸，使得留学生们的眼界得到了拓展。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特殊现象，也常常使得留学生个人的漂泊体验与国家的苦难遥相呼应，有着与母体文化难以割舍的血脉关系。留学生的留学国、学科等背景及其留学经历本身，都会对其后来的政治和社会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这批人的身份认同必然要放在中华民族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中才能得以理解。

 

    除了书本上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之外，随着在异域所遇到的愈来愈多“匪夷所思”的新事物，自我所属的文化及身份认同的危机，新的空间体验，必然与所在国家的社会文化形成反差，并在此基础之上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及文化认同进行反思。因此往往会引发出一些深刻的洞见和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

 

    留学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他们在国外生活、读书，向国内传播前沿的思想、文化乃至科学知识，很多的学科也正是通过留学生的引进才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在向所在国介绍中国文化以及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崭新的知识结构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深入观察和切身感受带来的思想观念的改变，使他们身上呈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的相互交织现象。留学生的本土意识也正是在融入世界潮流的时刻得以凸显。

 

    二

 

    2014年12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全球史研究院，我认为留学史的研究理应成为全球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部近代中国留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学习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并逐步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之中的历史。早期的留学史是将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与救国自强相结合的留学运动史，留学生们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留学成为了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转型、文化转型密切相关的一项事业。实际上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教育直接在中国留学生那里孕育出了改革和创新的内在动力。而中国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留学生们也承载着现代与传统的复杂关系，在异国和母国的多重身份转化中，他们也常常会成为中西之间的矛盾体。拿德国为例，早在清末的时候，1876年李鸿章曾派遣国卞长胜、朱耀彩、王得胜、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等7名天津海防各营的下级军官赴德学习军事技术，这被看作是近代中国人留学德国的开始。这之后，中国赴德留学人数不断增加。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有众多赴德留学的著名人士，包括在政治上有影响的周恩来（1898—1976）、朱德（1886—1976）等，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辜鸿铭（1857—1928）、蔡元培（1868—1940）、陈寅恪（1890—1969）、宗白华（1897—1986）等。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蔡元培、陈独秀（1879—1942）、胡适则分别代表了当时自欧洲、日本和美国归来的留学知识团体。他们对西方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引进，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就更多了。并且，在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期间（1928—1940），大部分重要的成员都是曾经的留欧、留美、留日的学生，在科学以及文史方面把握着学科的重要方向。1949年之后，中国与民主德国建交，中国只往东德派留学生。直到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后，才又开启了同西德大学的交流。1990年两德统一后，中国与德国之间的学生、学者交流进一步加强。今天除了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驻京办事处外，很多的大学在中国都直接设有驻京办事处，以便更好地服务中国学生前往德国留学。

 

    改革开放之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目的地的留学生教育开始迅速发展，一开始主要是外国各种基金会的支持。这些曾经的留学生，如今在不同的部门（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担任着重要的职位，他们记录下留学期间的难忘而珍贵的经历，介绍当时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当时这些留学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留学生的目标并不在留学本身，最重要的是留学经验以及他们对人类其他文明的认知。

 

    曾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留学生们的回忆录，与一般的游记还不一样。一般说来，留学生们对西方社会、思想了解得更深入。游记是印象式的描摹，很少像这些留学生，不仅会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对当时的生活进行回忆，对社会情况进行系统性的阐释（其中包括对学术史来讲非常重要的史料），还常常介入文化比较的理性模式。一部留学史蕴藏着有关对自我与他者认知、文化冲突与融合等等的无尽命题，是对文化冲突、适应、吸收、涵化、嬗变及传播的研究。在这一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过程之中，由于受到母体文化的影响，留学生们对曾经的留学国文化的译介也并非只是简单的翻译。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留学史的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包括南开大学、徐州师范大学在内的国内几家高校都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中心，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这些研究所关注的往往是留学生们留学之前的经历以及从海外归来之后的贡献和影响，而对他们在异质文化中求学这一影响重大的经历却常常一笔带过。实际上，对有关留学生留学经历的文献档案的挖掘、整理、运用，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研究工作。除了要进行新理论的引入和方法创新之外，国内留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没有深入挖掘各种文献史料，尤其是国外的档案。此外，1949年以前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总人数超过10万人，而我们近年来的研究往往只集中于很少的一部分“精英”。因此，作为全球史一部分的留学史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以及文献资料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拓展。